課後工作站

行路難

不過是幾年前一個冬天的黃昏稍晚，當日黃昏短暫，匆匆下過小城那一年的第一場大雪。那是一座年年冰封五個月的小城，可是年年沒有人確實做好心理準備，因此第一場雪總是措手不及，如此倉皇進入冬天已成慣例。



那個黃昏我必須走上一座斜坡旁聽一堂關於尼采的課，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晚的主題是憤怒。我在鬆厚的新雪上趕路，薄暮中整排坡道的路燈突然亮起，直達斜坡之頂。四下無人無聲，新降的雪色如同完美的和絃那樣至情至性掩人耳目，使人不辨方位，如果沒有這排金花也似的路燈，恐怕我當晚難以堅持意志走上那片斜坡。



我不記得那晚我們講了尼采什麼，我反而記得那個老師身著苔綠色的大毛衣，整個人綠茸茸彷彿剛剛步出春天的溫室。那綠色的感覺如此奇特，以致於日後只要想起尼采的憤怒，我就直覺那樣的憤怒一定是那樣微妙的綠色。然而如果當天黃昏稍早我沒有循著路燈堅持走上斜坡，那麼稍晚那段關於憤怒之綠的莫名記憶將徹底從生命中錯過。



這是一段無足輕重的小事，人生四處充滿了如此難言的片段。下課後我走同樣的斜坡回家，夜色又冷又沉壓得雪成了冰，舉步艱難。我行經稀疏的松樹林，莫名其妙心生恐懼，我害怕人生如同暗夜行路，初始循著光亮往上前行，記取一些無法言喻的玄妙經驗，然後再往下徐行，這光怪陸離的一切旋即拋在腦後，無法重來。



結果，因為當時的恐懼太過清晰，我將一切記得清清楚楚，幾年之後那個黃昏成了我研究所生活最明確的隱喻。說穿了，就是學習行路以及獨處。



二十幾歲時人生的課題相當複雜，既要迅速累積也要適時放手。出國唸博士像一場賭局，必須把在台灣的一切放下，拿自己堅持的理想和孤注一擲的青春跟人生對賭，要是成了，也許有個未來﹔要是失敗了，到了三十歲仍一無所有。那幾年裡我不置可否地談了幾次不算深刻的戀愛，如今想起來，那些感情摻雜於垂雲四佈的學業主題之中顯得微不足道、黯淡而且左支右絀，對於愛情以及它的能量和蘊藏我無心也無力深究，因為手中的籌碼有限，而時間如沙子一般從指縫中溜走，從早到晚坐在桌邊，書怎麼唸都唸不完，我真怕空手而回。



研究生的日子一不小心就會過分簡單，起床，早餐，讀書，午餐，讀書，晚餐，洗澡，讀書，寫論文，焦慮，睡覺，焦慮。間或穿插圖書館，超市，咖啡屋。除了上課之外，一個研究生完全不需要開口說話，沒有課的時候，沒有事就沒有話。日子簡單得像一條傾斜的線，往內心軟弱的方向滑去。



出國唸書的研究生歲月尤其孤獨，週身的社會網絡既不深刻也不固定，生活和心靈的錨完全繫乎學業，別無所求。由於這種成敗未卜的生活使人極度專心、焦慮和敏感，不論原來的個性如何，研究生很容易變得喜怒無常或者長期抑鬱。長久以往，生命裡其他的人便逐漸遭到驅逐，因為在一個滿腦子只有抽象事物的人眼中看來，身邊實質存在的個體都太過密實而無法超越，難以理解，畢竟，有頁碼的書比不透明的人容易多了，唸書尚且來不及，哪兒有時間處理人呢。



那是一段奇異的歲月，獨處是理所當然，恐懼又如影隨形，人生之中重大的煩憂都是抽象的思考和縹緲的未來，如此活在浩邈學海裡，只有一言難盡的憂鬱，一切固實的事物都化於空中，雖然日子依舊持續春去秋來，可是因為從來沒有明確的起點和結束，記憶中開始獨處的那一天已經過去許久，未來總是尚未發生，人則是活在一點一點的片刻裡，與過往熟悉的秩序脫節。人像是偏離軌道的小星體，不知不覺就獨自走上了一條偏僻的路徑，兩旁的風景越來越陌生，諸事俱寂。這樣走上一陣子，就再也沒辦法回頭進入原有的秩序，再也不能習慣喧鬧和群體。



最後，一種奇特的孤獨會環繞著你，你從未如此深切感到自我的存在，因為他人都不再重要，你只剩下自己。



那個城裡每年都會傳說類似這樣的事：冬天裡，小城開始下雪後，每一棟建築都開了暖氣。有個研究生許多天沒去上課，老師以為她退選，同學以為她休學。一個月過去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，也沒有人在意。後來，某一棟學生公寓的學生抱怨，他們那層樓的溫度特別低，可能是某一戶的窗子沒關嚴。徹查之後發現，這位不去上學的研究生在她房裡早就死了，因為窗子始終開著，氣溫非常低，她躺在床上一個月，結了霜，變成了淺藍色。



有過隻身留學經驗的人大概能約略明白，這個傳說的恐怖之處不在於死亡的狀態，而在於這個傳說之後隱含的既渺小又巨大的孤獨。一個人脫離了所屬的社會關係，在異鄉又生不了根，身邊也容不下任何人，房門一關，整個世界排拒在外。



其實這樣的孤單過幾年也就習慣了，其中自有一種愛彌麗迪更森式的靜美，習慣之後，騷動不安的靈魂能夠從這種惟心的孤獨中得到非比尋常的安歇。



然而一旦畢了業，學位拿到了，回到台灣，生命中多年懸掛的難關終於渡過，又立刻面臨另一場動盪。這個生命歷程的轉變本質相當特殊而且唐突，在社會位置而言，是從邊緣位置回到結構內部，從異文化的疏離回到熟悉的自文化，從無所是適進入生產行列，從一無所有變成「知識精英」。換句話說，幾乎是一夕之間從窮學生變成教授，昨天還是個惴惴不安的研究生，今天突然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份子。離開台灣時，還是個年輕的孩子，七年之間絲毫不覺得自己曾經滄海桑田，直到回到台灣才發現，七年原來是這樣翻天覆地的長度，有這樣一去不回的意義。



我彷彿是鏡花緣裡的人物，意外地遊了龍宮，回到世上，打開寶盒，光陰的無限意涵在那一刻全部顯現，在瞬間如電光一閃，荏苒百年。於是，一個人突然從理所當然單身的研究生轉為莫名其妙單身的中產階級。我還覺得單身生活真是再自然不過了，週邊的眼光卻不這樣看我，我才恍然明白，社會位置換了，期待當然也換了，我才剛剛完成一個階段任務，又得盡力符合社會的下一個要求。



剛開始教書的時候我才忽然體會原來這是一種含表演性質的職業，這個事實引起的莫大焦慮和沮喪更甚於研究所生涯。一個早上的課足以將人氣力耗盡，下午聲音啞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我從一個冷凝的極端盪到另一個熱烈的極端，兩個極端之間的承續關係不大，背反的關係多些。



這種轉變從外在環境上而言不太明顯。人一直留在校園裡，改變的衝擊不至於難以承受。只是，留學的七八年裡，我的人生經驗是不斷往內探求的過程，彷彿藉由知識將自己壓縮成一個密度極大但是體積極小的黑洞﹔教書卻是反向進行，教學倫理要求人像太陽一樣發光放熱，這個職業需要在短時間之內與大量的人互動，需要不停說話、溝通、解釋、不厭其煩的表演、寬容並且隨時充滿熱誠，同時必須具有將抽象的事物轉化為簡單語詞的能力，種種的職業特性與研究生生涯恰恰相反，從前的生活可以任性地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教書卻是從對人的基本熱愛與關切開始，必須做到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。



回國教書之後的某一個春天，寒假剛過，校園裡的杜鵑明媚燦爛。早上八點鐘我在辦公室裡收到一封分手的電子郵件，才想起我已經因為疲倦而和他漸行漸遠。我想我應該痛哭一場或者立刻回信說點什麼，或者，我也可以打越洋電話過去自我辯護或大吵一架。可是鐘聲響了，馬上就得上課了，五十個學生正等著我告訴他們未來與希望。我感到胸口梗著一塊東西難以吞嚥，呼吸急促，窗外陽光刺眼，它的溫暖非常嘲諷，它若是更亮一點我的眼淚就要掉了。



我去上了課，盡量做到妙語如珠，並且該講的笑話都講了，我想我看起來還是充滿熱誠以及寬容。幾小時慢慢兒撐過去，我感到心子裡有個密實的東西隱隱發熱，也許是過去的自己正緩慢疼痛，一切都難以挽回，而且該做的事這樣多，明明是黑洞卻要裝成太陽，我沒有多餘的氣力再去關心另一個人。終於下課的時候，頭疼欲裂，我在盥洗室的鏡子裡看見自己的臉，左頰一道粉筆灰像不在場的眼淚。我沒在講台上垮掉，我也沒有回信或打電話，因為我累壞了，而且嗓子也啞了。



那天中午我在春陽曝曬中回家，鳥語花香，我極度疲累簡直要融化在路邊。有那麼一刻，我寧願回到雪地的黃昏裡行路。



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選擇單身，我想，如果情勢使得每段感情都分手了結，一個人自然就單身了，非常簡單。

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     列夫‧托爾斯泰

從前有一個農民名叫帕霍姆，為了養家糊口，他辛勤勞動，卻沒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。他一直和四鄰一樣貧困。「儘管我們從小就在土地上耕耘，但我們農民到頭來仍將一無所有。只要我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。」他經常想。

在帕霍姆的鄰村住著一位夫人，她是一個小地主，擁有大約300公頃的地產。一年冬天有傳聞說她打算把自己的土地賣掉。帕霍姆還聽說自己的一位鄰居準備購買其中50公頃，這位夫人同意先收一半現金，另一半一年之後付清。

「瞧，」帕霍姆對妻子說，「別人正在買土地，我們也應該買上50公頃左右的地。如果沒有自己的土地，生活根本無從談起。」

於是他們全家人集思廣益，考慮用什麼辦法才能買到土地。他們積攢了100盧布，賣掉了一匹馬駒，一半蜜蜂，還讓自己的一個兒子給人家做長工以便提前拿到報酬。帕霍姆還從妻子的弟弟那裏借了一部分錢，才湊夠了買地的一半錢。帕霍姆選好了一塊50公頃的土地，然後來到那位夫人家付了錢。

就這樣，帕霍姆有了自己的土地。他借來種子，開始耕種，並獲得了一個好收成。他用一年時間就償清了債務及欠妻弟的錢。於是他也成了一個地主，可以耕種自己的土地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曬乾草，砍自己的樹，在自己的牧場上放牛。當他去耕地或者察看莊稼、草地的長勢時，心中充滿了歡樂。那裏生長的青草與盛開的鮮花在他看來都與眾不同。以前，他從那裏經過時，覺得與別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同，但現在大不相同了。

一天，帕霍姆正坐在家中，一個從村中經過的農民來到他身邊。帕霍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，那陌生人回答說他從伏爾加河對岸來，然後說那裏有人在大量賣地，許多人都去那裏買地。他說那裏的土地非常肥沃，大麥可以長到與馬一般高，莊稼密得割上五鐮就可以捆一大捆。他說，一個農民去的時候還兩手空空，但現在已經擁有六匹馬和兩頭牛了。

布衣  蔣勳 　

衣服原來只有「禦寒」、「蔽體」這些基本目的。隨著人類社會的複雜化，服裝發展出階級、種族、性別，各種文化特徵，成為定位個人社會角色最重要的符號。

我們常常不知不覺，在用服裝判斷一個人的身分。判斷這個人有錢或沒有錢；判斷這個人是保守的人，還是前衛的人；判斷這個人高尚或下流，做事有魄力，或優柔寡斷；有獨立見解，或人云亦云；甚至判斷這個人是好人或壞人。服裝像動物身上的皮毛爪牙，傳達著一定的訊號。 西方用「白領」、「藍領」區分社會階級。趨勢專家，用女性流行長裙短裙，判斷社會大眾心理渴望穩定或希求變革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有「Man in Skirt」特展，探討為什麼近代女性服裝大量學習男性，而相反地，男性服裝卻沒有向女性學習。我在現場，看到各種男性穿起裙子的展示，的確引發我對服裝在文化符號上的深刻思考。

長久以來，服裝成為定位個人的標誌。好像從內在世界去了解一個人太困難了，用服裝來分類要簡單得多。因此，每一個人，不知不覺，都穿上了制服。每一種服裝，事實上，也都是不同程度的制服吧。

做學生的時候，學校有規定的制服。大盤帽，土色卡其上衣長褲，左胸要繡上學號姓名。戰後台灣，全國備戰的氣氛下，學生制服，其實是軍隊服裝的擴大。制服當然有方便管理的意義，最主要在讓人容易辨識。

醫生護士有制服，代表職業給人的信心吧，用服裝來加強專業的說服力。警察、消防隊員，執行任務時也穿制服，西方法官律師常常在法庭穿著特別的制服，都有相同的功能。不同教派的神職人員也大多有規定的制服，神父、修女、和尚、道士，在社會裡扮演一定的角色，也需要有容易辨認的服裝來做身分的歸類。

在台灣戰後受教育，穿著像軍人的制服長大，頭髮也剪成一樣，遠遠看去，每個人都沒有差別，無法思考自我特性。我因此對制服一直懷有偏見，覺得制服是泯滅個性的殺手。監獄的犯人剃去頭髮，拿去名字，穿上制服，只有一個編號，制服有消除一個人自我個性的功能。

• 三少四壯集－曼珠沙華    李維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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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三少四壯集－第一次    李維菁

驚情    鍾怡雯

那是一個尷尬的記憶。一封情書，它始於浪漫的想像，而終於戲謔的結局。至今我仍記得它笨笨傻傻的氣味，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，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，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。這樣的形容未免污蔑情書的浪漫，褻瀆了它的唯美，可卻絕對忠於當時的感受。

回想起來，那真是一段荒涼的歲月。同年齡的友伴臉上，或多或少都有忍不住的青春爆裂，光潤的痘子那麼飽滿瑩亮，甚至紅得有些刺眼，像在嘲諷我徒有品學兼優的虛榮，內涵卻如此貧瘠，一年下來竟然孵不出幾顆像樣的青春之籽。好不容易額頭有點小小的騷動，那膽小的幼芽卻畏畏縮縮的躲在瀏海後面，似乎深以炫耀年輕為罪。

也許是青春的力量太龐沛，我特別喜歡耗費大量體力的運動，尤其是打羽球。只要逮到機會，我總不會放過殺球，刷！快、狠、準。瘋狂的力道。球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在邊界上！漂亮！好像幹掉一個世仇大敵。當然，最好對方被那突如其來的狠勁嚇一跳，我便因此得到類似惡作劇的滿足，一種復仇的快感。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殺氣騰騰，欲置人於死地的揮拍方式，女隊方後來紛紛離我遠去。我更樂得和精力過剩的男隊友廝殺，他們回我以更強悍而有力的反擊，挑戰我源源不絕的鬥志，充分滿足我的暴力美學。球場成了我的殺戮戰地，每一次的殺球都十分愉悅，好像處決演算不完的數學習題。我在汗水裡揮霍過剩的青春和躁鬱。

鬱悶的青春期，人像活在沼澤裡。鏡子裡的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股帶著體制和規矩的呆板氣息，那樣聽話的髮長，那麼不逾矩的乖巧表情，正派善良的眼神，和絕對不敢知過膝蓋的裙長。該死的白衣白裙，讓整個人形如學校的零件，和硬體契合無間。

沒有人陪我廝殺時，我便游泳。因為早早回到家的我，總有說不出的焦慮。無論有多少積累的功課，都制止不了泡水的強烈欲望。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精力，我可以從赤道如火的夕照游到星光滿天，從躁熱到平靜，泳池吸納了我的憂鬱，難怪池水藍得那麼美麗。

就在這樣枯淡的日子裡，我發現了那封情書。

垂釣睡眠    鍾怡雯

一定是誰下的咒語，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。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，清清脆脆的鞭撻著我的聽覺。凌晨三點十分了，六點半得起床，我開始著急，精神反而更亢奮，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的在腦海走馬燈。我不耐煩的把枕頭又掐又捏。陪伴我快五年的枕頭，以往都很盡責的把我送抵夢鄉，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，柔軟度不夠？凹陷的弧度異常？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傢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？

我耍起性子狠狠的擠壓它。枕頭依舊柔軟而豐滿，任搓任捶，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魯莽和欺凌。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，獨有我的不知落腳何處。它大概迷路了，或者誤入別人的夢土，在那裡生根發芽而不知歸途。靜夜的狗在巷子裡遠遠靜靜的此起彼落，那聲音隱藏著焦躁不安，夾雜幾許興奮，像遇見貓兒蓬毛挑釁，我突發奇想，牠們遇見我那蹺家的壞小孩了吧！

我便這樣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，間中偶爾閃現淺薄的夢境，像一湖漣漪被一陣輕風吹開，慢慢的擴散開來。然而風過水無痕，睡意只讓我淺嘗即止，就像舐了一下糖果，還沒嘗出滋味就無端消失。然後，天亮了。鬧鐘催命似的鬼嚎。

冰箱       柯裕棻
橘子很喜歡冰箱。這麼說有點怪，冰箱是個日常電氣用品，和好惡有什麼關係呢？她喜歡冰箱，就像有人喜歡音響，有人喜歡電腦或釣魚一樣。涼涼的，在裡頭睡覺多好。她常說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她的冰箱非常大，比人還高，很像餐廳廚房用的那種，也有點像統一超商的大冰櫃。兩扇透明的玻璃門，外加一扇白鋼的門，拉開才知道是一格一格的儲物架。她的冰箱非常整齊，可以拍成照片，裝滿幸福的家電廣告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橘子是個很務實的女人。經常買許多蔬菜水果，定時吃維他命。喜歡冰箱的人一定都很健康，她說，什麼食物都有，整整齊齊在冰箱裡，世界末日也不怕。我想如果真有世界末日，她大概會說：哦，世界末日了，我看看冰箱還有什麼。然後就弄個末日晚餐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柳侯祠　　　余秋雨

一

　　客寓柳州，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。夜半失眠，迷迷頓頓，聽風聲雨聲，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，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，青衫灰黯，神色孤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向祠中走去。

　　擋眼有石塑一尊，近似昨夜見到神貌。石塑底座鐫荔子碑、劍銘碑，皆先生手跡。石塑背後不遠處是羅池，羅池東側有柑香亭，西側乃柳侯祠，祠北有衣冠墓。這些名目，只要粗知宗元行跡，皆耳熟能詳。

　　祠為粉牆灰瓦，迴廊構架。中庭植松柏，東廂是碑廊。所立石碑，皆刻後人憑弔紀念文字，但康熙前的碑文，都已漫漶不可辨識。由此想到，宗元離去確已很遠，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，也已截截枯朽。時值清晨，祠中寥無一人，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，在迴廊間迴響，從漫漶走向清晰，又從清晰走向漫漶。

二

　　柳宗元到此地，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。當時這裡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，朝廷貶放罪人的所在，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慄，就像後來俄國的西伯利亞。西伯利亞還有那份開闊和銀亮，這裡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，潮溼蒸鬱，暗無天日，人煙稀少，瘴疫猖獗。去西伯利亞的罪人，還能讓雪橇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，這裡沒有，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，也消蝕得無影無蹤。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，御筆一劃，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。

洞庭一角         余秋雨

　　中國文化中极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“貶官文化”。隨之而來，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。貶官失了寵，摔了跤，孤零零的，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；貶到了外頭，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只好与山水親熱。這一來，文章有了，詩詞也有了，而且往往寫得不坏。過了一個時候，或過了一個朝代，事過境遷，連朝遷也覺得此人不錯，恢复名譽。于是，人品和文品雙全，傳之史冊，誦之后人。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，也便成了遺跡。地因人傳，人因地傳，兩相幫親，俱著聲名。

　　例子太多了。這次去洞庭湖，一見岳陽樓，心頭便想：又是它了。一零四六年，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，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罷，要他寫一篇樓記，他便借樓寫湖，憑湖抒怀，寫出了那篇著名的《岳陽樓記》。直到今天，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。文章中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這句話，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。

蘇東坡突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秋雨

一

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裏，安靜是有了，但寂寞也來了，有時還來得很兇猛，特別在深更半夜。只得獨個兒在屋子裏轉著圈，拉下窗簾，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，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。它竟響了，急忙衝過去，是臺北《中國時報》社打來的，一位原不相識的女記者，說我的《文化苦旅》一書在臺灣銷售情況很好，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。問了我許多問題，出身、經歷、愛好，無一遺漏。最後一個問題是：「在中國文化史上，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？」我回答：蘇東坡。她又問：「他的作品中，您最喜歡哪幾篇？」我回答：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。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接口道：「您是說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和前、後《赤壁賦》？」我說對，心裏立即為蘇東坡高興，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，一點就著，哪怕是半山深夜、海峽阻隔、素昧平生。

放下電話，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。去年夏天剛去過，印象還很深刻。記得去那兒之前，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，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裏打的，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，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吊，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，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，天那麼熱，路那麼遠，何苦呢？

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裏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，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。但最近幾年，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歷史學家持相反意見，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，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。對於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心著，不管爭論前景如何，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，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，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。大藝術家即便錯，也會錯出魅力來。好像王爾德說過，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。

於是我還是去了。

這便是黃州赤壁。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，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，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，地方不大，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，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，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，因此也就有了遊觀和冥思的價值。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，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。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，而正是這種意味，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。因此不妨說，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，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。

聽聽那冷雨    余光中

驚蟄一過，春寒加劇。先是料料峭峭，繼而雨季開始，時而淋淋漓漓，時而淅淅瀝瀝，天潮潮地濕濕，即連在夢裏，也似乎有把傘撐著。而就憑一把傘，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，也躲不過整個雨季。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。每天回家，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，雨裏風裏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。想這樣子的臺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，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，片頭到片尾，一直是這樣下著雨的。這種感覺，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裏來的。不過那—塊土地是久違了，二十五年，四分之一的世紀，即使有雨，也隔著千山萬山，千傘萬傘。十五年，一切都斷了，只有氣候，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，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彌天卷來，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。不能撲進 她懷裏，被她的裙邊掃一掃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。

這樣想時，嚴寒裏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。這樣想時，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，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，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，而是金門到廈門。他是廈門人，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，二十年來，不住在廈門，住在廈門街，算是嘲弄吧，也算是安慰。不過說到廣義，他同樣也是廣義的江南人，常州人，南京人，川娃兒，五陵少年。杏花春雨江南，那是他的少年時代了。再過半個月就是清明。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過去，搖過去又搖過來。殘山剩水猶如是，皇天后土猶如是。紜紜黔首、紛紛黎民從北到南猶如是。那裏面是中國嗎？那裏面當然還是中國永遠是中國。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，牧童遙指已不再，劍門細雨渭城輕塵也都已不再。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，究竟在哪里呢？

在報紙的頭條標題裏嗎？還是香港的謠言裏？還是傅聰的黑鍵白鍵馬恩聰的跳弓撥弦？還是安東尼奧尼的鏡底勒馬洲的望中？還是呢，故宮博物院的壁頭和玻璃櫃內，京戲的鑼鼓聲中太白和東坡的韻裏？

甜美的剎那  柯裕棻

幾年前，某個心理醫生朋友給了我一個積極的建議，他說，偶爾心情不好情或緒低迷的時候，只要想想快樂美好的事情，寫下來列成一張單子，想辦法實現一兩個，心情就會明顯好轉了。

他說，不能預先開一張清單貼在牆上，必須是每次低潮都靜心坐下來，仔細想過再寫出來。

說也奇怪，這件事剛開始實行的時候真是非常困難，大概是因為心情不好之際事物總是以負面的姿態悄悄浮上心頭，即使強迫自己想起一兩件美好的事物，還是缺乏將它們寫下來的興致，即使寫了，也缺乏實行的力氣。

芝麻開門           鍾怡雯

我的鑰匙逃走了。對於這種在開門剎那才會想起的東西，我曾遺失過，也常因隨手置放而不知去處。可是一串鉤在食指上的鑰匙，竟然在我的注視下叛逃，生活細節常出錯的我，一時也覺得不可思議起來。怎麼那麼湊巧？不到兩吋的縫隙，在電梯和六樓的地板之間，吞沒住家、辦公室、汽車、信箱的九支鑰匙。那麼大串的金屬落入奇怪的空間裡，彷彿一場事先計算過的預謀。意外的不只是我，一群等電梯的人同時目睹了鑰匙逃逸的經過—就在電梯門打開，我和上弓的食指，以及掛在食指上的鑰匙同時準備跨出剎那，它輕易從食指滑下，縱身躍入黑暗的窄縫。
鑰匙不見了，所有能容身的空間都拒我於外。無法發動車子，無法進家門，辦公室也上了鎖，所有屬於我的空間都不再收容我。好心的管理員找人來幫忙，那兩個男人說先要電梯管制，才能進入底層去打撈。
電梯底層？那是夢的深淵嗎？多年來我反覆做著相同的夢：電梯不斷往下墜，我被囚在那密閉的空間裡，往無止盡的底部墜落不停墜落，週遭一片漆黑：失速令人極度恐慌，更驚慌的是不知道終點將止於何處。如今鑰匙逃竄到夢境裡，彷彿指引我去開啟夢之謎。我跟隨那兩個男人走到地下室，他們拿著長長的鐵枝和手電筒打撈鑰匙。我俯在門口向下張望，原來夢的謎底，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密閉空間，一潭混濁的積水，四週佈滿鋼筋，鋼鐵生鏽的味道混著濁水的氣息，每一句話都有幾圈回音學舌。
帶著臭味的回音，令我懷念起童年的那口井，以及響在井邊的一串鑰匙。那井水帶著菁苔的清香，我低下頭去喊自己的名字，井水也大聲應和，連那回聲都彷彿有淡淡的餘香。瞎眼的奶奶在井邊洗菜、洗衣服、貼身的鑰匙串隨著動作匡噹匡噹，那是童年的配樂，記憶裡最美好的聲響。鑰匙屬於一只古老的檀木櫃，裡面收藏著奶奶的生活零件：爽身粉、髮夾、梳子、燕窩、五○年代的舊手提包、式樣古老而厚重的首飾，包括曾祖母遺留的耳環和手鍊；三張少女時的照片，封在一個花布包裡；女兒送的布料，她一塊一塊疊著，過年時叫我送到裁縫那兒，按照舊呎吋舊式樣做套衫。前幾年搬離老家時，我向奶奶要了那串鑰匙作紀念，只可惜，它再也打不開童年的門。
鑰匙終於找到，可是鑰匙圈上的飾物卻不見了。這真是詭異，鑰匙一支也沒少，飾物卻被夢取走了。兩個男人使用比找鑰匙更長的時間輪流下去掏，弄得滿頭大汗，最終宣告放棄。我拿著失而復得的鑰匙，忽然覺得它變得很沉重。

日安憂鬱     柯裕棻

念研究所的時候，我就開始獨居了。獨居我喜歡很小的房間，如此我可以跟那個空間完全成為一體，不感到空闊疏離。我喜歡床靠在書桌旁邊，書桌頂著窗子，因此房間裡一邊是睡眠，一邊是思考，另一邊就是外面的世界。清清楚楚地窩成一團，貓似的。

我常常睡到中午，醒來以後就靜靜坐在床上發呆。

下午的某個時間，窗外的陽光會非常淡薄地貼在白牆上，淺得教人發慌，教人擔心它再薄一點兒就瞞不了人，貓兒一踩過，就要跌下來碎了。如此淡薄的日色是一種咒，午後牆上那道飄忽而不怎麼準確的光影，就是一張沒把握的符紙，封在窗口。如果被這個迷惑了，那麼真不知道會失神到什麼境地。

我家後院西隅近籬笆處曾經種有一排三株義大利柏樹。這種義大利柏樹(Italian Cypress)原本生長於南歐地中海畔，與其他松柏皆不相類。樹的主幹筆直上伸，標高至六、七十呎，但橫枝並不恣意擴張，兩人合抱，便把樹身圈住了，於是擎天一柱，平地拔起，碧森森像座碑塔，孤峭屹立，甚有氣勢。南加州濱海一帶的氣候，溫和似地中海，這類義大利柏樹，隨處可見。有的人家，深宅大院，柏樹密植成行，遠遠望去，一片蒼鬱，如同一堵高聳雲天的牆垣。

我是一九七三年春遷入「隱谷」這棟住宅來的。這個地區叫「隱谷」(Hidden Valley)，因為三面環山，林木幽深，地形又相當隱蔽，雖然位於市區，因為有山丘屏障，不易發覺。當初我按報上地址尋找這棟房子，彎彎曲曲，迷了幾次路才發現，原來山坡後面，別有洞天，谷中隱隱約約，竟是一片住家。那日黃昏驅車沿著山坡駛進「隱谷」，迎面青山綠樹，只覺得是個清幽所在，萬沒料到，谷中一住迄今，長達二十餘年。

巴薩隆那道(Barcelona Drive)九百四十號在斜坡中段，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。人跟住屋也得講緣份，這棟房子，我第一眼便看中了，主要是為著屋前屋後的幾棵大樹。屋前一棵寶塔松，龐然矗立，頗有年份，屋後一對中國榆，搖曳生姿，有點垂柳的風味，兩側的灌木叢又將鄰舍完全隔離，整座房屋都有樹蔭庇護，我喜歡這種隱遮在樹叢中的房屋，而且價錢剛剛合適，當天便放下了定洋。

房子本身保養得還不錯，不須修補。問題出在園子裡的花草。屋主偏愛常春藤，前後院種滿了這種藤葛，四處竄爬。常春藤的生命力強驚人，要拔掉煞費工夫，還有雛菊、罌粟、木槿都不是我喜愛的花木，全部根除，工程浩大，絕非我一人所能勝任。幸虧那年暑假，我中學時代的摯友王國祥從東岸到聖芭芭拉來幫我，兩人合力把我「隱谷」這座家園，重新改造，遍植我屬意的花樹，才奠下日後園子發展的基礎。

憧憬金色前景

英國當代詩人西格夫裡·薩松（Siegfried Sassoon1886——）曾寫過一行不朽的警句：「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．」勉強把它譯成中文，便是：「我心裡有猛虎在細嗅薔薇。」

　　如果一行詩句可以代表一種詩派（有一本英國文學史曾舉柯立治「忽必烈汗」中的三行詩句：「好一處蠻荒的所在！如此的聖潔、鬼怪，像在那殘月之下，有一個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歡愛！」為浪漫詩派的代表），我就願舉這行詩為象徵詩派藝術的代表。每次念及，我不禁想起法國現代畫家昂利·盧梭（Henri Rousseau，18 44——1910）的傑作「沉睡的吉普賽人」。假使盧梭當日所畫的不是雄獅逼視著夢中的浪子，而是猛虎在細嗅含苞的薔薇，我相信，這幅畫同樣會成為傑作。借乎盧梭逝世，而薩松尚未成名。

　　我說這行詩是象徵詩派的代表，因為它具體而又微妙地表現出許多哲學家所無法說清的話；它表現出人性裡兩種相對的本質，但同時更表現出那兩種相對的本質的調和。假使他把原詩寫成了「我心裡有猛虎雄踞在花旁」，那就會顯得呆笨，死板，徒然加強了人性的內在矛盾。只有原詩才算恰到好處，因為猛虎象徵人性的一方面，薔薇象徵人性的另一面，而「細嗅」剛剛象徵著兩者的關係，兩者的調和與統合。

　　原來人性含有兩面：其一是男性的，其一是女性的；其一如蒼鷹，如飛瀑，如怒馬；其一如夜鶯，如靜池，如馴羊。所謂雄偉和秀美，所謂外向和內向，所謂戲劇型的和圖畫型的，所謂戴奧尼蘇斯藝術和阿波羅藝術，所謂「金剛怒目，菩薩低眉」，所謂「靜如處女，動如脫兔」，所謂「駿馬秋風冀北，杏花春雨江南」，所謂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」和「大江東去」，一句話，姚姬傳(姚鼐)所謂的陽剛和陰柔，都無非是這兩種氣質的註腳。兩者粗看若相反，實則乃相成。實際上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兼有這兩種氣質，只是比例不同而已。

民國64年9月間，大專聯招放榜後，韓偉院長個別邀請首屆學生上山座談，張曉風老師即席發表＜唸你們的名字＞一文，歡迎陽明120名新鮮人。照片轉錄自第一屆校友畢業紀念冊之部分師生身影。

孩子們，這是八月初的一個早晨，美國南部的陽光舒遲而透明，流溢著一種讓久經憂患的人鼻酸的、古老而寧靜的幸福。助教把期待已久的發榜名單寄來給我，一百二十個動人的名字，我逐一地唸著，忍不住覆手在你們的名字上，為你們祈禱。

在你們未來漫長的七年醫學教育中，我只教授你們八個學分的國文，但是，我渴望能教你們如何做一個人──以及如何做一個中國人。

我願意再說一次，我愛你們的名字，名字是天下父母滿懷熱望的刻痕，在萬千中國文字中，他們所找到的是一兩個最美麗最醇厚的字眼──世間每一個名字都是一篇簡短質樸的祈禱！

在酒泉街，我遇見孔子對面走來。
 
「咦？怎麼會在這裡碰到你？你不是應該住在臺南嗎？臺南的那間孔廟好像比臺北孔廟規模更整齊。」
 
「唉，別提了，臺南那地方不太友善，他們說我拿的是中國護照。其實，冤枉啊！我拿的是魯國護照，而且我當年屬於『四海之內皆兄弟幫』，我在各國游走，我是當年的國際級人物哦！就是現在，我也是老共二百所『孔子學院』連鎖企業的業主！」
 
「好啦！好啦！我知道你了不起，你今天跑上街來散心嗎？」

從小我就有一張自己的書桌，我對它的裡裡外外知之甚詳，我坐在它邊上做功課的時間和窩在底下發呆的時間差不多。

對一個小孩而言，這桌子十分奢侈。它是阿姨特別訂做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實心櫸木，全是卡榫沒有一隻釘子。桌面大得像一張小床，除了桌燈之外不放任何物品。桌子極沉，拉開抽屜時完全沒有聲音，兩個大人也抬不動，整個沉甸甸的像是一個苦讀的功名。

媽媽老是跟我說，讀書的重點在於書桌，桌子要穩，收拾乾淨，書才唸得好。現在想想，這桌子確實具體表現了媽媽對我的某種期望。

除了唸書寫作業畫畫之外，我充分利用了這桌子。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我很喜歡坐在那桌子底下，這無人知曉的怪異習慣持續到我上國中開始長高了才停止。